我是一九一三年进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毕业出国的。
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清华已有大一、大二之称。我们出国后，一般是插入美国大学三年级。我进美国Dartmouth大学时，最初插入三年级，念了半年之后，教务长Laycock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对不起，你应该念四年级。我就这样插入四年级了。像哈佛、耶鲁这样名气大的大学，自视很高，就把你压到二年级。在美国,一般规定是念五年(公费可达六年),最长也只能念六年，念到第六年，公费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只念了四年，念完硕士即归国，日感到美国的东西左不过是那一套,回国自己一样可念,因此觉得念多了没意思。闻一多只念了三年。我们这些人到美国，用封建的意识,看不惯美国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谈生意经，弄钱,搞男女关系等，都看不入眼。我回国后，也再没有去美国，虽则有机会休假去美国,也没有去,也不想去。
在美国,一个月有美金八十元收入，在西部,生活便宜,手边很富裕。东部则勉强维持,在英伦十三州则较紧。在西部上大学的，每年还可节余一半钱寄回来,有人耽了很多年，积了不少钱，也有发了财的。当时留美监督处设在华盛顿,监督是赵国材,他只管发钱。我配过一次眼镜，还检查过一次身体，是用了他批下的一点钱,此外和他无接触,他是个无能的老好人。留美监督处实际上没什么用处。
在美国，也有学生暑假期间做点工,补贴一下。清华学生因每月有八十元,自己好好筹划筹划，是满够用的,不必做工，可专心读书。我有余钱，有一次我的表弟还从我那里拿了一半的钱去。我在美国，有余钱就买旧书,到犹太人开的书店去买,几乎全新的,只半价。回国时，路费也发同样多,五百二十元,但我到码头时,只剩下一毛钱了,还是打电话要家里人来接的。有些人会盘算的,拿了津贴，还可以到欧洲去走走,转一转回来。
清华留美生内部有小组织，也办了《留美学生季刊》,还有一个月刊,都是由清华同学办的。季刊为汉文，月刊为英文，我在其中都做过工作。留学生还举行一些庆祝会和纪念会，有一次纪念孙中山先生，留学生中有国民党员，有些事情本来应该他们做,但他们笔头不行,就由我们来做了，比如会上要谈总理遗嘱，还有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些都是我翻成英文的。当时留学生还演戏,也是清华学生出力的多,例如有一次排演唐明皇游月宫，行头、编词、布景，都是清华同学搞的，布景是闻一多画的。是用英文演,美国人也看，搞得挺热闹的。
在美国大学生中有许多社团,完全是社交性质，跳舞、唱歌、交女朋友等等。美国人叫兄弟会，女子大学则称姊妹会，有间小房子，作为俱乐部。中国留学生也学他们，搞社团，不过，不只是玩玩，而是加上了政治色彩。尽管还没有社团以外的人去利用这些社团,，但社团以内的人却有人想利用这个东西去升官发财,准备在回国后，大家讲交情,大哥哥对小弟弟拉一把等等。有些人想在美国拉成一个班子,成个小帮会，将来回国后，好在政界形成一派势力，所以就预先准备,互相拉拢。当时有一个叫“十字架与剑(Cr-196ossandSword)”的，是秘密团体，里面清华人甚多，政治性很强。还有一个社叫“Φ1”(希腊字phyandlamda),里面清华人也很多。还有一个叫“FlipFlap”简称，里面头面人物居多,是搞外交的,如王正廷、顾维钧都在内,里面清华人不多。还有一个“醒狮社”,吴泽霖(是与我同年进清华，和我同一条船由上海去美国的)参加了。这个“醒狮社”不是青年党那个。这些兄弟会彼此常闹矛盾,互相倾轧。我是反对这种兄弟帮会的,认为旧中国这种疙瘩已经很多了,如什么同乡、亲戚、朋友等等,现在再加上新疙瘩，是不健全的，象发霉的面粉一样。当时我写了一万字的文章，在留美学生月刊上骂兄弟会，他们还反对。我弟弟到美国前，我就写信叫他不要加入这种组织，可是他不听我的话，还是加入了,现在还在香港做生意。
不过我相信，当时国民党势力尚未进到这些兄弟会里去。参加这些社团的人,只是为了自己将来取得名利。
大江学会的成立,是为了和青年党的“醒狮社”唱对台戏。“醒狮社”里有邱椿(一九一九级)，他们也讲国家主义。我们看不惯，就成立一个大江学会。大江学会这些人，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政治立场是改良主义的，也提出国家主义，想搞一点势力。参加的有罗隆基、吴景超、闻一多、梁实秋(现在台湾)、顾毓琇和我，大多是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级的。大江学会是清华人,出版《大江季刊》(梁实秋写的封面,出过三、四期),大江宣言也搞了一大堆,文章是罗隆基的手笔。回国后,我们看到国民党刚兴起，还有点朝气，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回国后大江宣言就压下来未发，大江的人也散了。
大江学会里面的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这三班的清华人，可以说是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了，它代表旧时代的一个尾巴。一九二四年到美国去的学生，有的搞劳工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所以从一九二四级开始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如施滉、冀朝鼎、徐永煐。一九二四年很重要,这是一个分界线。
其次,补谈一些清华学校生活吧。留学生大体分为文理二科,出国前你要决定学哪行,然后与美国教员谈，由美国教员指导。那时候,究竟学习哪行,没什么限制，因为国内三百六十行,行行都缺。美国教员请你去他家吃饭，教你练习刀叉，还教你吃饭嘴不要出声音等等美国的礼节。到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后，才分科招考留美生。当时不由清华阅卷，以示公开。清华在用人上,后来也是公开的。如果两人中同样好,则用外校的,不用清华的。我做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我拒绝了。我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在昆明也有人想把自己的子弟，塞进联大来,我都拒绝了。
在清华上学时,我曾有一次问严鹤龄,我一个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这话真把我气死了。但当时有一个教图画的美国女教员名叫Star，出来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因为我当时总是考第一名。
清华学校的伦理演讲,是中外名人来演讲,这是学美国大学的做法。杜威来讲了四次，我睡了四次,他象和尚念经似的。还有青年会也不断请人来演讲,比较有计划，讲的内容有宗教、有科学知识，但其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宣传宗教。还有各种科学会，如写字的、画画的等等,也请人来讲演。这些演讲还说不上什么政治思想上的用意,北洋军阀还无暇及此。
当时,清华学校有周刊和学报。周刊原名周报,开头只有一张纸，后来才成本，寿命最长了。还有一种学习美国的最无聊的东西,是年刊,名叫Tsinghuaper,在美国大学,学生毕业时，每人要花大钱来出这样一本东西,上面有每人的照片和小传等,搞上一大本,比清华的那种大的多。我在美国毕业时,同班的每人要出五十元美金，他们要我出，我不肯，并表示不参加，但后来年刊上仍有我。在清华毕业时,我们那一级只搞了一个很小本的级刊,级刊上还特别写上我们没有参加悔过的八个人的名字言一一因参加“同情罢考”罚留级一年，后来每人写一悔过书了事，我们八个人拒不肯写，被级长开除级籍，用以表示遗憾(这次悔过书是学生自己申请填写的,怕受罚出不了洋。处分是美国公使和董事会决定的,美国公使当时是太上皇)。去年,我在美国大学的同班美国同学又来信，说一九六四年是我的毕业四十周年，又要搞一个级刊，要我寄照片、小传和十块钱(美金)去，我没有寄，可是最近他们还是把印好的纪念刊寄给我了。
所谓德智体三育,德者是富兰克林的德,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德。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的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各种文化知识都掌握一点,到图书馆乱翻书,广泛涉猎。念点Pipecourse(烟斗课)，上课时师生叼着烟斗闲谈。我原学动物，后来却搞优生、社会学。解放后又搞民族学，现在,搞翻译,什么都可干一点。
关于培养“领袖人才”问题,当时学校鼓励有之，好象父亲鼓励儿子一样;但说到学校要死乞百赖地那么做,倒不见得。
关于清华学校的崇美思想,这是当时国内的潮流，学校无须特别做工作。对洋人，起初是望而生畏,后来则是羡慕。那时候很自然的有这种想法,即能出洋就出洋。况且它退了款,在中国盖了那么多房子，办了学校,很自然的会觉得它不错。
清华北院,美国教师住在那里，所以人们叫它美国地，给学生做了榜样,无形中散布影响。查经班也是有影响。清华西院,原属圆明园的地方,有唱戏人住的房子。图书馆楼下原是一个荷花池,后来填平了;体育馆原为纪念一个美国人叫JohnJay的,叫JohnJayhall,他是主张退款办清华有功的人，以后才改为罗斯福纪念馆。
我们在清华时，六个同学成立了一个“上社”。闻一多也在内。⊥即古“上”字。这个社什么都管,电影不好，我们提出批评;有人上厕所不守秩序,屎尿撒在外边,我们也管。
美国教员对校政一般不大干涉，与教会学校有所不同。清华的资本主义经营不如教会学校那么紧凑,但又比北大重一点，北大是老爷式的。教会学校资本主义经营紧凑的情形,例如沪江大学,我去代过社会学的课，它什么时候派汽车来接你，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把你送走，要求你代多少钟头的课，多少报酬,都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周诒春为人正直、直爽、有本领,不象会贪污。他很严肃,同学去找他，他不许你站在对面和他讲话,得站一旁讲。他英文讲的很漂亮。他辞职是因为有人挤他。清华校长是肥缺一一省事，钱又多。在外交界干事不胜繁钜者，都想来清华当校长。我和周只有过一次接触。那一次是萨镇冰(做过国务总理、海军部长，我念书时，他正做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亲自给我送来三十块钱(是我哥哥托他的,我哥哥在他手下做事,薪水也是由他发)。萨镇冰找到周诒春,于是周诒春叫我去，开始吓了我一跳，心想校长叫我去还有什么好事，见面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清华旧制毕业生约有五千人。有多少人在美国，有多少人在台湾,有多少人在中国,应该有个估计。我们班的情况是:
在美国的,如任之恭、陈省身、陈克恢(在美国搞麻黄素，听说发大财了)、郭殿邦(一九二一级，学航空，出洋后一直未回国)。此外,郑之藩的女婿、陈达的儿子都在美国。
在台湾的,如陈钦仁(在台办外文报)、朱世明(是个将军,日本投降后，是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现在日本做寓公)、时昭瀛(台湾外交部副部长,做过南非总领事)、沈镇南(学化工的,又学制糖,原在台湾,后被国民党杀害)、沈昌焕(是我表哥的儿子,我的表侄,曾在台湾做外交部长)、顾一樵、即顾毓琇(做过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等。
在国内的,如彭开熙(原名开煦),曾为人大代表，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学电机的。
总的说,旧清华几十年毕业的人，在中国是有影响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
本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有潘光旦回忆，郭道晖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