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新旧交替的过渡期，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出国留学、开眼看世界，希冀从西方寻求救亡兴国之道。
蔡元培就是这股留学热潮的一分子。
他一生6次出国，旅居国外近12年；其中先后3次赴德国求学、考察，共计5年多，为其认识西方文明、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积累了充足养分。
（蔡元培1908年在德国）
蔡元培学贯中西、友结四海，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萧伯纳等世界名流都有交谊，他交游最长、情谊最深的一位外国学者名叫但采尔（汉堡大学教授、民族学学者）。
“世界学术德最尊”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五年（1889），21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26岁点为翰林。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又任中国教育会会长、爱国学社总理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辛亥革命后，历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20世纪初，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蔡元培曾于1902年夏到日本游历，但于留日并无兴趣，一心想去德国。1903年6月中旬，因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分裂，蔡元培离开爱国学社，毅然赴青岛学德语，准备赴德留学。次年，他的女儿出生，蔡元培取名“威廉”，而后又为1906年出生的儿子取名“柏龄”（柏林）。为子女所取的这两个德国式的名字，充分表明蔡元培对赴德求学的向往和决心。
（蔡元培一家人）
出国是为谋救国。蔡元培咬定留德目标，源于他所抱的教育救国理想。
在他看来，德国是当时哲学、教育学最发达的国家，“救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在给学部的留德申请呈文中，蔡元培这样写道：“窃职素有志教育之学，以我国现行教育之制，多仿日本。而日本教育界盛行者，为德国海尔伯脱派。且幼稚园创于德人佛罗比尔。而强迫教育之制，亦以德国行之最先。……欧美各国，无能媲者。爰有游学德国之志，……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
1906年底，蔡元培获悉清廷将公派几名翰林院编检出国，抱之数年的留德梦想又被激起，他立即从故乡绍兴赶到京城，但当时“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孑民不愿”。蔡元培一直认为“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于是决定放下翰林学士的身份自费赴德。
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孙宝琦为驻德公使，这为蔡元培赴德提供了机会。因为孙宝琦的弟弟孙宝与蔡元培是故交，由于孙宝的介绍和蔡元培的登门拜访，孙宝琦答应蔡元培在使馆任职员，且每月资助学费白银30两，合42银元。同时，蔡元培还通过挚友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他在德国为该馆著译，每月稿酬100银元。
这两笔收入远不能解决蔡元培在德国的费用和国内妻儿的家用，但蔡元培还是抛家别子，于是年6月随孙宝琦一行前往德国，开始其首次欧洲之行。
“半佣半丐之生涯”
据统计，清末留德学生总计114人，其中官费生87名，自费生27名，年龄多数不到25岁。在早期众多的留学生中不乏自费生，蔡元培可谓是不依赖国内家庭支持、“半工半读”的第一个留学生。他当时已近四旬（快40岁），远比其他留学生年长。
蔡元培在德第一年居于柏林，他自己曾以“半佣半丐之生涯”来形容生活之艰辛。
为解决旅居经费，蔡元培又在孙宝琦的介绍下，为时在柏林留学的唐绍仪之侄唐宝书等4人做国学家庭教师，月薪100马克（合55银元）。
在为他人补习国学的同时，蔡元培自己也要请老师补习德语。因为蔡元培虽在青岛时学过德语，但远没过语法关。复杂的文法、拗口的发音，对年近四十的他来说，艰难程度可以想象。蔡元培自述：“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学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
蔡元培赴德旨在求知，勤工更是为了俭学，“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为不耽误学业，他决意要改变这样的生活。
1908年暑假，蔡元培便申请就读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但因不能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于是只好离开柏林，前往莱比锡大学。
莱比锡大学是当时已有500年历史的一所名牌大学。该校的康德拉（中文名“孔好古”）教授早年曾在北京译学馆任教，十分乐意招收中国学生，蔡元培便由其介绍顺利入学。但在填写入学申请表时，蔡元培担心自己年龄太大而不被录取，故而少写5岁，把实岁40写成了35。
“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与其他人求学不同，蔡元培把在德国的求学称为“游学”，而不是“留学”。因为他不是为拿某个学历或者学位，目的是汲取知识、开阔眼界。与原来出国计划学习教育学相左的是，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以全面了解西学之精髓、博采诸家学说为宗旨。
20世纪初，康德、叔本华、歌德、莱辛等人的哲学和艺术思想在德国大学占据重要地位。蔡元培身居其中，学泛众家。他在莱比锡大学注册的是哲学系，但选修课程众多，呈现跨学科性。从1908年10月到1911年的6个学期里，他选听40多门课程，每学期近7门，哲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学、绘画艺术论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
在莱比锡大学的老师中，蔡元培最佩服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德和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每学期都选修他们开设的课。他称“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其著作“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兰普莱西是一位史学革新者，他在校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原本只招收三四年级的学生，但当知道蔡元培是“清朝翰林”后破例招他入学。因此1910年至1911年，蔡元培除听课外，还从事文明史与世界史的研究。
对于何以选择如此众多的新型课程，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解释：“我向来是研究哲学的，后来到德国留学，觉得哲学范围太广，想把研究范围缩小一点，乃专攻实验心理学。我看那些德国人所著美学书，也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研究美学。但美学理论，人各一说，尚无定论，欲于美学得一彻底了解，还须从美学史研究下手，要研究美术史，须从未开化民族的美术考察起……”这种因旺盛求知欲所产生的“滚雪球效应”，使蔡元培在德国的求学变得十分广博。
丰硕的留学成果
在德留学期间，是蔡元培潜心治学、辛勤笔耕的黄金期。他凭藉深厚的学术修养，自由摄取各类学术精华，增进了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认知，促进了中德文化交流，为其后来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思想和学术基础。
蔡元培以“爬格子”方式半工半读，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编写了《中国伦理学史》，翻译了《伦理学原理》，这些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教育界的地位。如《伦理学原理》于1907年出版后，至1921年再版6次，后编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国伦理学史》被称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中学修身教科书》至1921年已再版16次，是民国初期深受国内中学欢迎的教科书。
在莱比锡大学期间，蔡元培选读了几门美学课程，业余时间常常参观当地美术馆、博物馆，学过钢琴和小提琴，看了大量的话剧和小歌剧，对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自写年谱》中回忆：“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地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蔡元培自觉“到四十岁，始专治美学”，“四十岁”这段时间就是其在德国游学时期。1912年，他首先将美育一词引入中国：“美育的名字，是民国元年我从Asthetische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者也。”蔡元培后来主张的“美育为学”、“德智体美”四育、“以美育代宗教”等，显然萌发形成于德国游学时期。
听课之余，蔡元培十分注重研究德国教育制度，翻译了许多德国教育家的著作。他读过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包尔生名著《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该书的绪论部分比较了德国与英国、法国大学的特点，介绍了德国大学所推崇的教学与研究“融合为一”、注重纯学术、教授治校等原则。蔡元培认为“颇足参考”，便将绪论部分译成中文，以“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为题发表于1910年第11期《教育杂志》。陈洪捷教授认为，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制度的观察与思考，使他从泛泛的教育救国论者转为学术救国或大学救国论者，为其日后注重高等教育、倾力改造北大提供了动力。
蔡元培还利用渊博的国学知识在德国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德文化交流。在兰普莱西的研究所学习时，蔡元培帮助倾心汉学的但采尔翻译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资料，两人结下深厚情谊。1924年冬，时任汉堡大学教授、汉堡民族博物馆馆长的但采尔邀请蔡元培去做民族学研究；蔡元培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也邀请但采尔来华并聘其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蔡元培还与勒杜尔、安采尔、慕思德柏格等德国同学一起，在研究所鉴别中国文物，帮助整理在甘肃楼兰发现的古代文献。康德拉于1920年公布了这批简牍与文书，引起中外学术界的轰动。
（蔡元培书法）
响应辛亥革命而中断留学
与蔡元培交往最密的是旅居法国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当时，他们在巴黎设立世界社，创办《世界画报》、《新世纪》，宣传革命，抨击君主立宪主张，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蔡元培经常与他们书信来往，交流思想。由于这段历史，蔡元培后来与吴、李、张三人并称国民党“四元老”。
蔡元培与国内革命党人也多有联系。1910年，他受同乡陶成章托付，将十余册《秋（瑾）女士遗诗》分寄欧洲各国图书馆，以此纪念革命英烈。他还通过书信，竭力调和在日本东京的章太炎与在法国巴黎的吴稚晖之间的误解，维护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蔡元培正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参观考察其中学教育，他从德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之喜而不寐”，立即赶回，于10月18日晚回到莱比锡，次日即赶往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筹资发电”，声援革命。有一德国朋友问他：“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蔡元培坚定地说：“必可以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
未几，汉阳钢铁厂派刘庆恩来德国调查制炮、用炮技术，蔡元培认为新式军火对革命军北上攻打北京城十分有利，于是与刘庆恩一起写信给孙中山，建议筹款10万美金订购德国克虏伯炮厂生产的8尊新式攻城炮。他还在给吴稚晖的信中预测，袁世凯“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即藉此以自帝”。在辛亥事件初期，蔡元培就作此分析，可见其政治观察力之敏锐。
蔡元培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前途，为自己身居异邦“不能荷戈行间，稍尽义务”而深深不安。1911年11月中旬，蔡元培接到他的学生、上海革命力量主要领导人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后，立即中断学习回国，开始其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伟大实践。
也许蔡元培与德国有缘，此后他又两次赴德，但都时间不长。1912年7月，他因不愿与袁世凯合作而辞职，于11月再次入莱比锡大学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但半年后应孙中山之召，回国参加“二次革命”。1924年，蔡元培在欧洲之行中访问了莱比锡大学，在哥尼斯堡大学参加纪念康德诞辰200周年学术会议，在汉堡大学做了几个月的民族学研究。
德国的游学和考察对蔡元培影响至深，他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也为世人赞扬。2009年11月，北京大学与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举办“蔡元培――中国的洪堡”展览，把蔡元培与德国著名教育家、政治家、洪堡大学创始者洪堡相类比，体现了德方对蔡元培的崇敬。开幕式上，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柯若朴教授称“蔡元培先生是联系莱比锡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重要纽带”，并高度评价其为中德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整顿北大，践行教授治校理念
如上文提到，1907年，已年近40岁的蔡元培留学德国，在以“实干精神”著称的“莱比锡大学”从事心理学、美学、哲学研究。其间，蔡元培发现德国的大学管理十分民主。校长和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选，每年更迭一次。而且，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各科教授按年轮流担任，学生从来没有因为校长的去留而出现问题。
回国后，蔡元培极力主张效仿德国大学制度，实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手起草《大学令》，第十六条明确提出：“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第十八条则要求：“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开始践行其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当时教师多为翰林院腐儒，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上学堂只为升官发财。那时在学生中流行“结十兄弟”的风气。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10人分摊。
有的学生上课还带着听差。上体育课时，教员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妓院云集的“八大胡同”。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由于受到“老爷”式学堂传统的影响，沉疴依然严重。
蔡元培知难而上。“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在刚就任北大校长后举行的开学典礼上，他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他针对北大的现状，强调三点：“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此举给北大吹来了最初的新风。
要整顿北大的陈腐陋习，蔡元培认为“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下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蔡元培便造访因事进京的陈独秀，极力邀请他加入北大，出任文科学长。当时，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为“民主”与“科学”鼓与呼，早已名动大江南北。陈独秀白天四处奔波活动，晚上喜欢看戏，经常晚睡迟起。蔡元培差不多天天去拜访陈独秀，有时去得早，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独秀，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即可。最初，陈独秀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就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终于为蔡元培的真诚感动，接受了邀请。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梁漱溟、鲁迅等一批饱学之士，先后被礼聘至北大，出任教职。校风的整顿和众多开风气之先的精英人物的加盟，为蔡元培推行教授治校，提供了思想和舆论的支持。
(从右到左:鲁迅、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
构建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最早向蔡元培建言教授治校的是北大教授沈尹默。“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沈尹默力主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蔡元培深以为然，完全采纳。
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蔡元培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为议长。评议员包括各科学长和主任教员、各科教授每科2人，由教授自行互选，任期1年。1917年底，北大共推选出评议员19人，当时，年仅20多岁的青年才俊胡适，便为文科评议员。
从1918年起，为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事务，蔡元培根据《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在北大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无论教授、讲师、外国教员，都是会员。而担任各教授会主任的则为一时之贤德，如经济门教授会主任即为马寅初，他后来先后出任北大和浙大校长。
当时，北大共成立了11个学门教授会,教授会对学科内部事务有很大的自主权,不受他人干涉。这些教授会相当于学门一级的评议会,为贯彻教授治校打好了基础。
随后，北大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也先后成立。此前，北大开教务会议时，有讲英文的旧习。蔡元培规定开教务会议时一律用中文。开始时，外国教授表示反对——“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元培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便是中国话？”外国教授无以对答。从那时起，北大开会发言一律讲中文，不再用英文。
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1918年8月，北京大学哲学门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右三为陈独秀)
两递辞呈：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实行教授治校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学生不执行学校规定的情形，蔡元培也绝不会姑息。
1922年10月，由于北洋政府屡屡拖欠教育经费，各大学财政状况大多不理想，而讲义印刷需要费用，以北大为例，此项开支便“岁达一万余元”。为此，北大评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此举未能得到学生理解，迅速升级为学生抵制学校决定的“讲义风波”。数百学生集合示威，要求学校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甚至涌进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一改往日的温良，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见此纷纷后退。后来，蔡元培还对那些来势汹汹的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最后，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历来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更受不了官僚、政府对北大办学的横加干涉。
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因不满北洋政府对学生的镇压和迫害而愤然辞职，5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各方广泛的“挽蔡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6月15日，蔡元培发布《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说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表示：“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不过，在各方的极力“慰留”下，蔡元培还是再度出任北大校长。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次愤而辞职，次日在《晨报》上刊发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曾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
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7月，蔡元培偕家人赴欧从事学术研究，直到1926年归国。
蔡元培一直希望教育独立，脱离政治，他最不能容忍官僚政客对教育的百般干扰，甚至不惜辞职以抗争。为此，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期间，在校时间少而离校时间多，但北大校务却并没有因此而陷于停顿。后来，很过人都把这归因于蔡元培在北大确定的评议会以及教授会等制度和政策。
蔡元培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学术制度之构建意义重大，而其在北大所进行的改革与蔡元培留学德国之背景有密切关系，留学德国对蔡元培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蔡元培以德国大学制度为基础的大学教育改革，则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