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期间、清末民初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近代出现过三次出国留学热潮。逾万中国学子踌躇满志，东渡日本、西赴欧美，希望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知识和社会制度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他们立志科技救国、实业报国或教育兴国，从而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尤其是第三次赴法国勤工俭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一、晚清官派幼童赴美和留学西欧诸国
第一次海外留学热潮出现在19世纪后期，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清军将领，开始使用洋枪洋炮，创办近代工业，开启洋务运动。1872-1875年，清廷派出的四批计120名幼童赴美，成为由官方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的留学生，此举无疑开启了近代中国留学海外之先河。按照张之洞“中体西用”的说法，他们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来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从而巩固清朝统治。
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实际倡导者是容闳，他出生在广东香山（今珠海市），早年在澳门一所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校学习，并随校长布朗到了美国。他依靠佐治亚州妇女协会的资助，1850年考入设在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位接受了西方系统高等教育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于1855年春回国，恰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需要，经他游说，不仅在上海开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而且在上海创设“幼童出洋肄业局”，招收幼童补习英语，接受官费资助，派赴美国学习科学技术。
容闳先回母校耶鲁大学，经校长波特和当年的老师海德列帮助，在马萨诸塞州水泉镇为幼童安排住处和读小学。清廷设立“留美事务所”，负责管理幼童。1872年2月27日，30名幼童由陈兰彬带领赴美。幼童每三人一组，寄居当地居民家。幼童出国前，家长须与官府“甘结”生死保证书。1873年6月12日，第二批幼童30人由黄平甫带领赴美。1874年11月17日，第三批幼童30人由祁兆熙带领赴美。1875年10月14日，第四批幼童30人由邝其照带领赴美。前后三年半的时间，清廷派遣了四批留学生赴海外，实“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很快，这些幼童完全“西化”了，引起清廷不安。1881年6月8日，奕䜣奏请清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清廷当即批准，撤销了留美事务所。1881年8-9月，中国首次派遣的官费留美学生120人，除了因事提前撤回、在洋病故及执意不归的26人以外，其余94人分三批回国。这样，由容阂提出，曾国藩、李鸿章等竭力使之成行的中美文化交流史及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举措——幼童赴美留学，就这样功败垂成了。即使这样，他们中间后来也产生了总理1人、外交部长2人、外交官14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税务和海关官员3人、铁路局官员8人、电报局官员16人、工程师15人、医师7人、商界精英8人，其余为教师、律师或报人。其典型代表有唐绍仪、梁敦彦、唐国安、梁如浩、蔡廷干、蔡绍基、徐振鹏、吴敬荣、詹天佑等，皆成为担纲人才。
留美中断，转而赴欧。1875年4月，船政大臣沈葆桢在法国人日意格的参与下，拟从福州船政学堂派5名学生出洋。1877年3月，福州船政学堂加派了30人，使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达到35人，通称首届留欧生。他们分赴英国学习轮船驾驶、赴法国学习机器制造。李鸿章和沈葆桢还商定了详细的《选派船政期的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十条和经费《清单》五条，对留学生进行选派和监督，并对其学习任务、科目、年限、学业考核以及留学期间的纪律、待遇等，均有明确的计划和严格的规定。
首届留欧学生学习三年期满，于1880年回国。1881年，从福州船政学堂再选10人，由香港出发，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营造、枪炮、轮机等，年限三年，是为第二届留欧生。1886年，清廷又从天津水师学堂和福州船政学堂选取33人赴欧学习驾驶（三年）和制造（六年），是为第三届留欧生。这样，从1877年至1886年，清廷共派出三批留欧学生计78名。如果加上兼有工作人员和随同学习双重身份的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和翻译罗丰禄3人，则为81名。赴欧留学生不同于赴美幼童，他们年龄已近成人，而且出国前已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英语知识。其中不乏优秀人才，如严复、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方伯谦……他们回国以后，对海军建设以及近代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批留美幼童
二、清末民初官派或自费留学日本
第二次海外留学热潮出现在20世纪初，此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而中国的衰落则进一步加深。1895年发生了甲午战争，中国被刚刚崛起的日本战败。赔款割地的屈辱震动了朝野人士，无论是清廷中握有重权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还是维新运动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都强调通过“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来挽救国家危亡。清廷出台了奖劝留学的政策，使留学风潮再起，其规模不仅远超10年前的官派幼童留学美欧诸国，而且比后来赴法俄勤工俭学的人数多。中国青年选择去日本求学的主要原因：日本距离中国近，“同种同文”容易融入，日本已步入近代化可效仿，物价也比欧美便宜。
1901年底，清廷刚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喘过气来，推行新政，便派陶森甲赴日考察军政。陶森甲见“日本各府州县设学虽遍，尤致重于师范学校，校中有预科、本科、研究科等门”，回国后极力鼓吹师范教育。于是，东南各省选择品学兼优者60人，送日本师范学习。此外，1902年4月，湖南巡抚俞廉三选派俞诰庆、俞蕃同、胡元倓、陈润霖等12人前往日本留学，均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1903年秋，直隶省也派陈哲甫、陈宝泉、胡玉苏、李琴湘、华芷龄、郑菊如、俞义臣、徐毓生、刘宝慈、刘芸生等10余人赴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
不仅地方政府纷纷派员赴日，中央政府也闻风而动。1903年12月21日，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长沙人）呈《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奏请“亟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征得军机处同意以后，张百熙从京师大学堂派遣余启昌、曾仪进、黄德章、史锡倬、屠振鹏、朱献文、范熙壬、张耀曾、杜福垣、唐演、冯祖荀、景定成、陈发檀、吴宗栻、钟赓言、王桐龄、王舜成、朱柄文、刘成志、顾德邻、苏振潼、朱深、成寯、周宣、何培琛、黄艺锡、刘冕执、席聘臣、蒋宗鲁、王曾宪、陈治安31人赴日学习师范，又从译学馆推选了俞同奎、何育杰、周典、潘承福、孙昌烜、薛序镛、林行规、陈祖良、华南圭、邓寿佶、程经邦、左承治、范绍濂、刘光谦、魏渤、柏山16人往西洋各国留学。
如果说1903年前留日运动的师范留学潮尚属初见端倪，1904年则是转折点。1904年，在日法政、师范留学生已达1100人，其中自费生占到84%，多在弘文馆和早稻田大学。1905年仍是留日师范潮的高潮年，使清廷的财政有些捉襟见肘。1906年3月和8月，清廷先后颁令限制留日资格和停派速成学生，官派留日师范生渐少。1905年9月，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入仕门路被切断，不少原本计划参加科举考试者纷纷赴日。与此相适应，赴日学习政法者逐年增加——主要学习法律、行政、理财、外交等与政治相关的科目。入读学校除了法政大学以外，东京帝国大学、明治大学、东京法学院、早稻田大学先后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法政速成科。特别是明治大学所设刑律科和警务科，学制从10个月至两年不等。六年间中国留学生2862人，毕业1384人，成为继法政大学之后又一留日法政生的培养重镇。此时至民国初期，中国青年赴日本留学以自费为主。当然，其中也有在国内从事反清活动逃往日本者，如梁启超、黄兴、蔡锷、赵必振、罗大维等。
由于自费生数量大，出国的时间和途径不以，难有精确统计。官费派遣则不同，史料记载的官费生主要有：1906年4月，四川总督锡良饬驻日四川游学监督周凤翔从自费生中挑选8人给以官费，其中4名学习高等师范；12月，湖南东湖学堂资助陶延林等人赴日学习师范；是年，江西高等学堂派20名学生赴日学习师范，吉林将军达桂也派20名师范留学生东渡日本。除了学习师范专业，热门学科还有法政专业。据在日本帝国大学法科留学的章宗祥编辑《日本游学指南》记载，至1901年底，留学日本的269名学生有10余名是法科学生，其中日本帝国大学4人、东京法学院6人、日本法律学校1人、明治法律学校1人。应该说，在1901年前赴日学习法政者并不多，而1901年以后很快成为波澜壮阔的潮流。清廷派遣一些具有传统功名的士大夫赴日学习法政，以加速培养法政人才，吸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据统计，法政大学速成科自1904年5月第一班学生开学至1908年4月第五班学生毕业，共招收1805人，毕业1135人。其中第一班招收94人，毕业69人；第二班招收273人，毕业241人；第三班招收201人，毕业76人；第四班招收388人，毕业364人；第五班分法律部和政治部，前者招收403人，毕业179人，后者招收446人，毕业206人。另在1906年10月还开设了补习科一期，招收速成毕业生80人，全部毕业。
从1902年到1912年，这十年间赴日留学者逾万。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这些为数众多的留学生，不仅成为当时推动教育近代化的有生力量，而且也是变革社会的主力军。还有许多学生成为反清爱国运动的主要群体，涌现了一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立宪运动的骨干分子，如黄兴、蔡锷、陈天华、秋瑾、陶成章、宋教仁、汪精卫等。另外一批学生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出现了很多著名学者和科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章太炎、章士钊、蔡元培、陈寅恪、李四光、李待琛、宾步程等。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林伯渠等人，成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人物。赵必振、罗大维、宋教仁、朱执信、胡汉民、刘师培、何震等与日本进步人士接触，接受了新思想，开始向国内译介社会主义论著。
三、五四时期的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
第三次海外留学热潮出现在民国初期，全国各地组织了21批约1600名青年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如果计算转到比利时、德国等西欧国家的留学生，总数高达1900多人。其中，湖南是其中开展得最好的省份之一，先后有356人去法国（一说346人，此未统计赴法后转到欧洲其他国家者），人数仅次于四川省（含重庆市）的472人。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缘起辛亥革命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出现了兴办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我国留学生由主要向日本学习师范、法政、军事，转而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916年在欧美、日本等国留学的官费生，“理工学生占百分之八十三，文法科学生只占百分之十七”，可见学习农工商矿等学科为当时社会所重视。为何此时纷纷赴法国留学呢？原因有三：其一，认为法国无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新学说的创立，都走在世界前列；其二，清末留学成为变相的科举制，当时“社会上总存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本国三等的偏见”；其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的生活费较低——当时英美等国一个留学生每年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旅费和杂费）需要2000元大洋，而法国各学校“学费至廉”，“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
为了“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的新国民”，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热心倡导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在北京大方家胡同建立了男女合班上课的留法预备学校，招收学生20名（含女生2名）。学制半年，课程以法文为主，聘请法国人铎尔孟担任法文教师，还开设了风俗礼仪课程。7月，吴玉章回四川在成都少城济川公学开设留法预备学校，组织了两批共80人，取道西伯利亚赴法，此时学校还有预备留学者40人整装待发。这些学生分别进入蒙达尔纪、枫丹白露、木兰等地的中学学习，数月以后数十人考入法国各专科学校或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建筑、矿学、农业等科目。他们原计划五年内组织3000人到法国留学，由于北洋政府刚建立无暇顾及，使这一计划落空。
辛亥革命以前，李石曾在巴黎开设了中国豆腐公司，从国内高阳、蠡县等地招去了一批华工，开始30多人，最多时达百余人。这批华工上过小学，有的读过私塾，多少有些文化，但不懂法文。李石曾为了扩充经营，提出在华工中实行“以工兼学”。做工数年之后，待经济上有了积蓄，便进入专门学校。当时法国人造丝厂有华工48人，也实行此办法。于是，豆腐公司中的华工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按实定名”提出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主张，“勤工俭学”一词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华工赴欧从事军事劳役者达20万人，其中约15万人在法国境内。法国政急需弥补其兵力和劳力之不足，于1916年初派武官陶履德（ColonelTruptil）上校招募华工。北洋政府交通系的官僚买办梁士贻、梁汝成在天津组织惠民公司，在香港、浦口、青岛设立分公司，经办招工事宜。大批华工赴法，工资每日5-10法郎（法国工人三分之一），不仅帮助法国进行战争，而且战后利于恢复经济（许多华工留法国成家立业）。因此，蔡元培、吴玉章认为要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华工进行必要的培训；同时认为华工教育是一件大事，可以掌握法国先进的工艺技术，以便将来回国发展我国实业。他们于1916年3月29日召开了华法教育会的发起会，6月22日在巴黎召开成立会。蔡元培为中国会长，法人欧乐（大学教授）为法国会长，书记为李石曾和法人裴纳，会计是吴玉章和法人宜士。同时，在北京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地址设东单大方家胡同。当时，全国有几百名青年学生申请赴法勤工俭学。为了使青年学生在赴之法前得到法语和劳动工艺方面的训练，1917年到1918年间，该会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保定高阳县布里村初级预备学校离县城约7公里，是当年豆腐公司培训华工的基地。校内附设简易工厂，使学生学到车工、钳工、锻工等工艺技能。1918年秋，蔡和森、颜昌颐、唐铎等10多名湖南学生在此学习。高级预备学校设保定南关育德中学，主要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学制二至三年。该校有三台机床供学生实习用，法语聘请法国教员讲授，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学员大部分来自湖南，其中有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贺果（即贺培真，贺绿汀之兄）等。北京法文高等专修馆于1918年成立，附设在北京大学，有3个班约180名学生，赵世炎、鲁易、罗学瓒、陈公培、萧三、陈绍休等在此学习。由于各省来京申请赴法学生众多，1918年秋又在长辛店开办了预备班，附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何长工、高风等在此学习。章士钊在京筹得大洋1万元，交毛泽东转湖南赴法学生。此外，陈延年、陈乔年等在上海，陈毅、聂荣臻等在四川，均接受了出国前培训。吴玉章请老朋友杨庶堪和熊克武支持，拨大洋12000元资助成绩前30名的川籍学生；重庆还筹办了留法预备学校，为留法学生提供补助。因此，四川赴法人数为全国之冠。
由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一批89名勤工俭学生，于1919年3月17日乘日本邮船“因幡丸”离开上海赴法。概括起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按其历史发展分两个阶段：1919年3月以前是准备阶段，主要是动员有志求学的青年到法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输入西欧的文明，希冀以此振兴实业。1919年3月至1921年12月是高潮阶段，到1922年初统计，到达法国者不少于1600人，如果统计转赴英、德、瑞士、比利时等国的学生，总人数达1900人。这一时期，赴法勤工俭学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范围很广。其中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教员、职员、新闻记者、医生、工人等，还有从日本、南洋转来的留学生。
赴法勤工俭学人员有一家数口、兄弟姐妹、师生同行者，一时传为佳话。如湖南的葛健豪，时年54岁，携其子女蔡和森、蔡畅同船西渡。湖南的萧瑜（即萧子升）、萧三（即萧子暲），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四川的陈炎、陈毅以及黎纯一、黎重夫，均为同胞兄弟。任过校长的徐特立及其学生相会于巴黎，贵州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黄齐生与外侄王若飞共赴法国，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吴虞的女儿吴若膺也先后赴法勤工俭学，一时传为佳话。
除了大部分（约五分之四）陆续归国者，从1922年起，一些人考上了官费生到法国中等专业学校或大学读书，也有一些人转到英国、德国或比利时，还有一些人进入苏联成为“红色战士”。到1925年底，留在法国乃至西欧的勤工俭学生数量非常少，中国勤工俭学运动的历史基本终结。此后到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留学者，只有官派或自费去的。
